随着数字与政治、资本等要素的深度互嵌，原有的信息流动规则和社会权力结构正在被打破，一种网络社会演进过程中的新形态——“流量社会”顺应而生。在这一新形态中，流量从最初仅作为用户行为度量的指标，演变为了涉及意识形态流向的综合性范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网络行为甚至价值判断。在此背景下，流量若未得到妥善管理和引导，稍有不慎就会变成为不良势力兜售价值观的工具。然而，由于资本逻辑的主导操控、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控制以及社会心理的异化趋势，网络空间正一步步陷入“流量至上”的漩涡。

　　“流量至上”是指忽视其他多元价值的考量，将流量作为评价互联网产品价值的核心标准，致使人对流量过度崇拜，从而造成的流量遮蔽事实、主导话语以及扭曲价值的颠倒性社会现象。流量“至上”的取向削弱了大众的理性判断力，离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凝聚力，限制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传播力和权威引领力，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因此，如何应对流量背后的价值挑战，化“流量”为“正能量”，转“至上”为“向上”，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资本引导，正“流量至上”症候之本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流量至上”源于资本逻辑的主导操控。因此，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象，就必须辩证认识资本的两面性，加强资本逻辑运行的价值引领。

　　第一，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驾驭资本。资本的本质是特定的生产关系，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该社会的性质。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即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确保资本在契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服务经济发展。其中，要特别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推动国有企业在关键技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布局和发展，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挥公有制经济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引领资本向好向上发展。

　　第二，用社会主义文明新秩序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旧范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究其根源，就是要以中华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秩序和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彰显了中华文明发展新高度。通过中西现代化的对比，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如何秉持“以人为本”的立场，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超越资本主义对“盈利”的单一追求，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摒弃资本主义的殖民侵掠，以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世界霸权体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所倡导的价值取向，提升了民众的思想素质与文化自信，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走出了资本主义的逐利窠臼，开创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崭新道路。

　　技术矫治，填价值属性与工具理性之沟

　　科技创新引发的深刻变革从来不是“价值无涉”的，技术虽然不直接承载价值和意识形态，但因何而用、何以致用都涉及使用主体的多重价值和利益考量。因此，要将技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填补工具理性与价值属性的鸿沟。

　　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伦理准则，以主流意识形态“智能渗透”科学技术。首先，摆正技术服务于人的定位，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网络技术运用及发展的导向，以主流价值观为网络运行设置价值框架，使算法、大数据等成为辨析民众思想脉络和需求变化的重要手段，使流量成为反映民众观点共同点、情感共鸣点的重要标识。然后，在“遮蔽”和“解蔽”两个层面共同发力：“遮蔽”有违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杂音，塑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解蔽”个性化的隐藏问题，推行精准思政。此外，加强对技术设计者、管理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技术运行设置价值观指引，规制其利益导向、市场导向，避免技术为错误价值观念赋予流量，助力网络价值生态向健康有序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坚守“内容为王”原则，以主流价值引领网络内容供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绝对“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流量至上”凸显了眼球经济，导致网络空间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愈发严重。因此，要以主流价值驾驭网络内容生产，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厚植内容生产者的人文素养与爱国情怀，引导其自觉主动地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准则融入网络内容生产过程。同时深度挖掘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推动日常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数字转化，将蕴含主流价值基因的数字教学资源巧妙嵌入数字场景视像、声音、氛围等结构要素中，实现虚拟场景与主流价值共在，让受教育者在网络体验中接受与内化主流价值规范。

　　心理调适，拔主体效能之高

　　“流量至上”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动因。一方面，科技迅速发展，人民群众接触数字媒体的门槛大大降低，在网络世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导致人们的现实关系变得相对疏离。获取流量契合了人们对连接、赞赏和肯定的深层心理需求，从而成为了大众寻求情感共鸣、填补精神空虚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流量在网络文化中被赋予了经济价值。流量变现之快、之简单，致使部分梦想一夜暴富的网民抛开公序良俗，不择手段“引流”，以此实现个人价值的“变现”。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主体维度出发，解析人们的心路历程，关心人们的心理状态，有温度、有力量地协助大众运用网络，凝聚社会共识。

　　第一，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作为一定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对生活现状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诉求。良好的社会心态孕育正确的价值观，散发成长进步的正能量，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为了培育健康理性的社会心态，应以心态治理引导人们理性看待现实，平衡心理预期与现实间的微妙关系，避免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期望。同时积极利用大数据等技术，精准掌握社会心态的变化动态，探究心理需求的“合理边界”。建立社会心态评估指标体系和社会心理需求预警机制，以便及时发现并应对潜在的心理问题。此外，应重视负面情绪的疏导和心理压力的缓解工作，做好公众心理纾解，及时回应群众关切，防范负面情绪扩散。

　　第二，提升网络主体意识和媒介素养。互联网背景下，人们在享受了网络技术的便利的同时，其主体性也面临着被遮蔽的风险。网络参与者必须具备网络主体意识，即对自身主体地位、主体能力、主体价值以及行为后果的理性自觉，才能在流量数据的浪潮中稳固立足。此外，在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媒介素养成为关乎社会文明程度、国民素质水平以及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必须提升大众对信息技术以及新媒介的认知水平，增强从海量信息中甄别、筛选、判别信息的能力，培养辩证批判的思想认知以及主动生产传播信息的意识，引导人们客观认知流量的本质，科学运用网络技术，发挥新媒体的媒介优势，推动其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网络互动，并在与“流量至上”抗争的过程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法治规范，织网络综合治理之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尤其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遏制“流量至上”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立法筑基，引导网络健康发展。首先，政府和网络主管部门自身要紧跟智能科技的进步趋势，辩证审视流量的引导性，积极吸纳流量的人民性，兼顾不同时代发展背景下的新旧规范，去粗取精，主动将流量的关键要素融入法律法规体系。其次，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审查制度。树起网络行为“红绿灯”，为各类网络主体明晰指引、划清底线，引导网民走好上网“文明路”。既要保障网络主体的合法权益，又要严格界定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攻击党和政府、分裂国家的网络行为，确保网络空间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发展。

　　另一方面，执法护航，保障网络清朗明净。第一，持续加大网络执法力度。日常工作做到监督常规化，关键词、敏感领域做到定向监测重点化，节假日、重大社会事件等流量节点做到预案完善化，确保网络环境的稳定与安全。第二，持续深入开展“清朗”、“净网”、“护苗”等系列专项行动，加大对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以及游戏领域的监管力度，严格年龄分级，规范传播秩序。第三，依法严惩越界行为，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对涉及到红线领域的行为坚决予以追责，不让网络成为违法犯罪的遮羞布，加大整改通报、问责激励力度，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国家政治安全”。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我们必须以坚定的信念、斗争的精神、创新的思维主动应变，明晰流量的本质与特征，探究流量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契合之处与发展之势，让流量澎湃正能量，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化“最大变量”为最大增量，书写网络意识形态的新篇章。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汪紫睿）

（一审：杨露 二审：蒋俊 三审：石伟）